蒙氏文化--蒙培元先生的精神境界--人是情感的存在
发布时间：2020-11-26 20:22:19 作者：admin 阅读量：104985
【蒙氏文化】
蒙培元先生的精神境界
朱平安 武夷学院教授
【编者按】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我这次来参加座谈会，是想向蒙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并祝愿蒙先生健康长寿。
我来自武夷山，我不是专门搞哲学研究的，半路出家，只能说是对哲学有某种兴趣而已，而且这个兴趣还是因为跟蒙先生的结缘开始的。蒙先生退休以后，于2007年在我们那里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因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福建社科院联合主办了一个宋明理学研究中心，而武夷学院则是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委托管理单位。之所以将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放在武夷学院，是因为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发祥地。朱熹先后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立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历史上这里云集了一大批理学家，故有“道南理窟”之称。据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记载，自宋至清，福建大概有一百多个学派、一千四百多位理学家，其中仅宋代闽北籍学者就几乎占到一千人，这说明了朱子学的深刻影响。武夷学院因为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和朱子理学发祥地的地缘优势，因此成为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委托管理单位。当时武夷学院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有一个意向性的合同，即每半年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委派一位宋明理学研究专家到武夷学院，指导我们的研究。
蒙先生是第一个到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指导工作的专家，在武夷学院待了一年的时间。我很荣幸，那个时候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办公室工作，这些专家的迎来送往都是我的事情，还要做会议记录、出简报。我同时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做蒙先生的生活秘书和学术秘书，负责蒙先生的生活起居和讲座教学，这样就有机会经常接触到蒙先生。蒙先生来到学校之后，举办了一个宋明理学高级研讨班，一共有三十多个老师。我是班长，负责研讨班蒙先生讲座的组织安排事宜。蒙先生每周一次讲座，然后布置一些作业。说实在的，那时候就像是在听天书，由于我们缺乏系统的哲学训练，所以很多东西听不懂。讲座完后，蒙先生会组织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时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心里好像知道，就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蒙先生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每个人都得做作业。记得蒙先生给我们做的第一个讲座是《朱熹是怎样注解“四书”的》，鉴于我们很多人是哲学的门外汉，他不是直接告诉你朱熹有哪些观点，而是从做学问的方法开始，要怎么样去做，显然是针对我们的情况的。比如他讲，一定要有很深厚的训诂学的基础，而且对古代这些哲学家的著作要逐字、逐词、逐句去理解，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抠，你才能够抠出些味道来。这句话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并试图以此来解释朱子理学中的一些命题。
我们身处朱子故里武夷山，而“文革”期间对朱子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存天理，灭人欲”大加批判，认为朱熹将“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起来。那么，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当时的解释，“天理”就是封建统治秩序，是“三纲五常”，是天然合理的。“人欲”就是人们的物质欲望，应当禁绝。因此，游客来武夷山旅游，尤其是到朱子故里五夫镇来旅游，经常会问到朱子的这一核心命题，而且都会作此理解，可见“文革”余毒之深。其实，朱子虽然经常表述“理”或者“天理”只是一个“混沦之理”，但朱子对“天理”是做过层分缕析的辨析的，其中有“所以然之理”、“所当然之理”、“自然之理”、“生生之理”，当然也包括封建统治秩序的“人伦之理”。至于“欲”，本来是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可是在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常常进行“义利之辨”和“理欲之辨”，逐渐将“理”和“欲”对立起来，“欲”就有了确定的内涵，即“私欲”、“淫欲（过分的欲望）”和“贪欲”。朱子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命题，其“天理”乃是指人的自然需求之理，即自然之理，而“人欲”则是指人类自私的本性和过分的物质欲望，即私欲和淫欲。如此说来，“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保存人们合乎天然的物质欲求，消灭人们过分、自私的物质欲望，所以，这个命题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后人误解甚至有意曲解了朱子的命题。朱子明确说过：“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2] 故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3] 在中国哲学史上，将哲学家的特殊命题普遍化，或者将哲学家的普遍命题特殊化，要么是缺乏历史意识，要么是有意曲解。如果将这个命题普遍化，那么，“以理制欲”永远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蒙先生给我讲，研究学问不仅要从微观上进行深入剖析，还要从宏观上去整体感悟，因为中国哲学对宇宙人生的研究是整体性的把握，它是一种精神境界学说，不同于西方哲学是一套知识系统，所以往往不能完全进行概念的分析和逻辑的推理，而是要诉诸心灵的感悟。很多哲学家，尤其是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如果从微观上进行分析推理，都会有一些表述上的矛盾和不自洽的地方；但是，若从宏观上去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就得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会被个别表述所迷惑。如朱子从逻辑上讲理气关系时就有“理在气先”和“理在气后”两种看似矛盾的表述，但若从存在上讲则是“理气不离不杂”。而且，中国的境界学说往往是一种情感哲学，需要付诸情感的体验才能把握。如朱熹常常用“欣欣向荣”和“枯萎憔悴”来表述自然界的情感和意志，这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诉诸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主体与客体、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交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除了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外，还得诉诸价值理性和情感理性。
以上两点是蒙先生在做学问的方法上给我的最大的指导和启发。
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如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2006年成功申报了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武夷文化研究》。我当时在旅游学院任教，因此，这本书的撰写目的是为了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导游培训。武夷山有极为丰富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的内容往往是某个景区景点自然和人文文化内涵的点睛之笔，因此我将武夷文化按照儒、释、道、山、水、茶等分为十三个专题，以摩崖石刻为线索进行了专题研究。2008年底书籍出版时，请蒙先生写了序言。蒙先生在序言中认为整本书有一条主线，这就是生态文化。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武夷文化的典范价值和普遍意义。我的研究虽然并没有自觉的生态文化意识，但却在不自觉中揭示了武夷山地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普遍意义。因此，蒙先生鼓励我将研究的方向锁定在武夷山生态文化的研究上。经过几年申报和前期研究成果的积累，2012年5月，《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生态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终于立项为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我是文科出身，生态文化研究对我来说还是很吃力的，毕竟该课题的研究会涉及理工科的知识和理论，如生物学、生态学、生态工程等，几乎可以说是一边学习,、一边研究。这个研究过程，也得到蒙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悉心指导。现在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终于通过了专家的匿名评审，已经结题，正在联系出版之中，本来想请蒙先生为此书撰写一个序言，可先生的身体状况很差，甚至语言上的沟通和交流已经成为不可能，真是感慨系之，令人唏嘘不已。
大家今天聚集在一起，不仅畅谈了和蒙先生交往中的一些逸闻趣事，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蒙先生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人是情感的存在”，而且身体力行，他本人就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些生活中的逸闻趣事更真实地反映出蒙先生的精神境界。
我对哲学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在文化史的教学中有所涉猎，具体的命题讨论我讲不好，但我认为蒙先生是对古今中西哲学都进行过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哲学家，许多哲学命题都是在中西比较、古今贯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人是情感的存在”、“中国哲学是深层的生态哲学”、“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情感、价值理性应当规范和指导认知、工具理性”、“中国哲学的永恒价值在于其境界学说”（这虽然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观点，但蒙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论述）等，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都具有某种“开宗立派”的价值。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儒家现代转型中的情感转向”。刚才有人说蒙先生“人是情感的存在”这样的哲学命题似乎有把情感与理性对立的倾向，甚至于说这种命题可能会导致现代生活中的滥情。我不同意这个说法。首先，蒙先生不仅没有将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倾向，恰恰相反，他主张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所谓“情理”就是有情感内涵的理性，这正是儒家哲学的重要特点，不同于西方式的纯粹的认知理性或理论理性。其次，提倡情感哲学和导致滥情，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儒家的情感哲学恰恰是要慎重地对待情感问题，用理性去规范情感的“当”与“不当”，所谓“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而不是主张为所欲为，更不是主张任性滥情的情感生活。至于有人认为“人是情感的存在”这一命题似乎缺乏形而上的本体依据，我觉得是对蒙先生思想的误解。作为一个有高度理性自觉的哲学家，不可能放弃理性原则。“性体情用”始终是蒙先生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性”是“情”的本体，“情”是“性”的功用。“人是情感的存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提出来，我的理解有两点：一是这一命题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事实判断，即“仁”之性只有发用为“爱”之情，才能实现出来，才有现实的功用，这是为了避免空谈心性的弊端；二是这一命题有现实的生态价值诉求，人类与自然界不能仅仅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更应当是一种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交流。认为蒙先生“人是情感的存在”缺乏形而上的本体依据，恰恰是以西释中的流弊所致。
下面我就谈谈蒙先生的精神境界。我引用佛教修行的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信、行、觉、解。说错的地方，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所谓“信”，是说蒙先生对儒家学说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当然，这里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诉诸理性自觉的智信。这种信仰毋宁说是蒙先生对儒家学说的一种情感皈依和价值选择。孔子不仅明确提出“和为贵”的价值理念，而且对国家民族有一种“修齐治平”的深沉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既是蒙先生学术研究的目标，又是蒙先生学术研究的动力。正是怀着这样一份情感，蒙先生才能对儒家的思想学说做出“同情的理解”，而不像现代的许多学者，仅仅是以一种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来诠释儒家思想。如蒙先生说，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却有一种宗教精神，如儒家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要诉诸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还得诉诸中国哲学的情感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对于自然界的“敬畏之情”就属于情感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所谓“行”，是说蒙先生对儒家学说有一种真诚的贯彻。中国文化有“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中庸》就将“学问思辨”与“笃行”相提并论。朱熹也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佛教典籍亦曰“理可顿悟，事须渐修”，主张在“修行”中来证悟佛教的智慧，故曰“修证”。蒙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贯彻儒家学说的主张。如他生活节俭朴素，反对浪费，记得有一次和蒙先生一起出去吃饭，菜点多了，吃不完，蒙先生就非常生气，当面批评了我们。蒙先生对于破坏自然界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还有一次上山游玩，有同事随手拔下一棵小树苗，说是做盆景，也遭到蒙先生的严厉批评，并对我们说，自然界也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在很多人做学问是给人家看的，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并落实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所谓“觉”，是说蒙先生的学说非常重视对“情感”的觉醒。目前，急功近利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工具理性盛行，人们似乎变成在物质欲望驱动下的“单向面”的人了，在生活中一切都工于心计，精于算计，缺少情感生活对心灵的滋养。作为一个哲学家，蒙先生甚至担心哲学也会逐渐沦为一种没有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性体情用”说就成为蒙先生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即“性”只有实现为“情”，才能发挥其形而下的现实功用，情感本身就是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载体，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心性之学沦为空谈心性的凌空蹈虚之学。人不仅有知性生活，还有感性生活和灵性生活，这才是完整的人性。蒙先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就是将情感作为价值理性的表达，体现在他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的不虚伪、不做作。
所谓“解”，是说蒙先生认为人生解脱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心灵的超越。人之所以活得不自在、不自由，皆因受到身心的限制，不能突破人己、物我的间隔，不能如理学家张载所说的“大其心”，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境界。蒙先生最近十几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命题和思想，尤其重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境界提升和心灵超越。蒙先生最爱看的电视节目之一就是《自然传奇》和《动物世界》，他关于自然界的生命学说、动植物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和意识、人应当诉诸对自然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交流等思想，很多就是从这些节目中受到的启发和获得的感悟。蒙先生之所以对武夷山情有独钟，就因为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蒙先生常常畅游武夷山水，将自己的生命情感融入其中，与大自然进行深层的精神和情感交流。这些真实的人生体验常常使得蒙先生陶醉其中并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蒙先生在武夷山的游历，大概是先生最快乐的一段人生经历了。
总之，蒙先生的言传身教是我终生的精神财富，值得我永远感恩。我衷心祈求上天眷顾，保佑蒙先生恢复健康，也衷心祝愿师母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蒙培元
蒙培元，男，1938年2月9日生，甘肃庄浪人，196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支付宝打赏
微信打赏
